《永航员》，被困住的阿根廷

杀人于无形的漫天飞雪，势不可挡的外星入侵者，直冲云霄的蘑菇云，互相猜疑的幸存者…… 这一切都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温馨甜蜜的社区转眼间变成了肃杀恐怖的战场， 河床足球场、国会广场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标建筑也化为残垣断壁。

1957年9月4日，Héctor Germán Oesterheld最著名的作品《永航员（El Eternauta）》开始连载。 起初《永航员》是Oesterheld对《鲁滨逊漂流记》的致敬。 他未曾预想到，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他笔下破碎的阿根廷竟然会在不久的未来成为现实， 而他自己也会化身为自己笔下的人物，为了他人的生命，与志同道合的劳工大众一起勇敢反抗， 直到自己生命的尽头。谁也没能想到，Oesterheld版本的《鲁滨逊漂流记》竟会成为描写阿根廷未来的预言书。

与《鲁滨逊漂流记》类似，《永航员》讲述的也是困局之下人的孤独，但与《鲁滨逊漂流记》不同的是， 困住主角的不再是茫茫大海，而是死亡的威胁。外星人入侵的武器除了有横扫一切的射线，还有对死亡的恐惧： 在社会崩塌之后，昔日的朋友都有可能化身为敌人，幸存者对死亡的恐惧使得他们自相残杀； 在外星人的幻象下，人类千百年来本能的对火的恐惧压倒了纪律，最顽强的部队也在瞬间溃不成军， 被外星人一网打尽；而与人类交战的外星人“手人”一族也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而只是从未露面的“他们”的傀儡， 在“他们”的控制下，对死亡的恐惧最终杀死了“手人”。

《永航员》将阿根廷的困境形象化了，故事中的主角在胜利和失败中反复流转，而在现实中的阿根廷， 军人和文人政府频繁更迭，阿根廷的经济也在繁荣和危机中反复震荡。阿根廷躲过了两次世界大战， 却没能逃过冷战。在冷战中的阿根廷，任何试图增强工人权力的政客都会被美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而阿根廷的平民百姓又无法对自己的艰难处境视而不见。于是阿根廷被困在民粹主义和美国干预的左右拉扯中，直至被撕扯成碎片。

而被困住的又何止是阿根廷，更是整个拉美。自1946年起， 美国创建的“美洲学校”（The School of the Americas）支持和培养了众多拉丁美洲的独裁者， 拉美曾经最野心勃勃的军官们在这里被培养成为替华盛顿打击毒品和进行颠覆战争的代理人。 拉美地区阴云密布的时局也影响了Oesterheld的心态，曾经Oesterheld专注于创作科普文章和儿童故事， 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目睹了其他拉美国家滥用政治和军事权力的行为后，他讲述了《永航员》这一警世的寓言。

虽然《永航员》并未采用拉美常见的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但描绘了同样的孤独和恐惧。 在《永航员》发表的1957年，阿根廷政治和经济都还算比较稳定，Oesterheld笔下的孤独和恐惧更多的是源于对其他拉美国家时局的感悟。 正如马尔克斯在诺奖获奖词《拉丁美洲的孤独（La Soledad de América Latina）》中对拉美文学来源的描述一样： “这非同寻常的现实并非写在纸上，而是与我们共存的，并且造成我们每时每刻的大量死亡，同时它也成为永不枯竭的、充满不幸与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 正是拉美根深蒂固的困境赋予了Oesterheld灵感：无休无止的杀人雪花代表了拉美司空见惯的暴力， 身为傀儡的“手人”代表了国家恐怖主义政策下执行暴政的军警，而从未露面的“他们”代表了无迹可寻却又无处不在的外国势力。

但在困境之下，Oesterheld依然未曾忘记拉美最美好的品质：抗争和希望。正如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的孤独》结尾提到的： “虽然如此，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下去，任何洪水猛兽、瘟疫、饥饿、动乱，甚至数百年的战争，都不能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优势。” Oesterheld心目中能够抗争到底、拯救拉美的英雄是一个个集体英雄，他在序言中坦言到：“《永航员》中真正的英雄是集体英雄，一个人类群体的英雄。尽管并非刻意追求，但它的确反映了我心底的想法: 唯一的英雄是“群体”英雄，而不是——从来都不是——个人英雄、孤身英雄。”《永航员》中没有什么超级英雄，面对苦难，勇敢站出来的永远都是一个个平民百姓： 是经营着变压器工厂的小业主，是做电学研究的物理教授，是喜爱科幻的熔炉工。 面对外星人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他们一直都没有放弃抗争。 虽然到了故事最后，地球也未能摆脱外星人的控制，但一个逃离了“他们”的“手人”，强调了抗争到底的意义： 人类的抗争对于其他同样在抗争的族群是有意义的，可以让他们知道，还有智慧生命有决心战斗到最后。 就像人类之间有共通的家庭感、爱国感、与其他人类的团结感， 在宇宙的智慧生命之间，不管大家是多么不同，也有一种团结感，这种团结感会使得其他智慧生命战斗到最后。

Oesterheld也用自己的生命抗争到底。20世纪70年代，国家恐怖主义在阿根廷泛滥， Oesterheld与四个女儿加入Montoneros游击队，抗击压迫阿根廷民众的政府。而阿根廷的情况也逐渐恶化，到了1976年，在美国的支持下， 阿根廷军政府开启了“肮脏战争”，绑架和谋杀反对人士。 在1977年，Oesterheld和四个女儿被阿根廷武装部队逮捕并杀害， 成为“肮脏战争”中数万名受害者中的一员。但Oesterheld战斗到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即使在狱中，他依旧挥舞着铅笔和纸片， 创作着新故事，为了更好的艺术和更好的世界而战斗到底。一个人的死亡，一个家庭的破碎，一个国家的动荡，一个时代的悲哀。 Oesterheld及其家人的死亡代表了冷战背景下美国对拉美冷血干涉的恶果。 马尔克斯也曾发出疑问：“为什么可以允许我们在文学上保持特色，却疑团满腹地拒绝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要求的独立自主呢？”

虽然时境艰难，但Oesterheld的阿根廷同胞们也从未放弃过希望。 自1977年起，在“肮脏战争”中丧失儿女的母亲们每星期四下午，都会在阿根廷总统府前的五月广场公开抗议； 虽然Montoneros游击队主体很快就被军政府消灭，但部分“特种部队”一直战斗到1981年；而在马岛战争阿根廷战败后，阿根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 最终逼迫阿根廷军政府在1983年让位于一个民选的合法政府。从此，阿根廷保持了政治稳定至今，摆脱了政治动荡的困境。

在军政府倒台后，人们终于可以公开悼念Oesterheld，他被誉为阿根廷现代漫画的先驱，《永航员》也被誉为阿根廷最伟大的漫画之一， 《永航员》永远成为了阿根廷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每当阿根廷陷入困境之时， 《永航员》中头戴过滤器、身背步枪的集体英雄们便会再次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提醒人们保持这个国家最美好的品质： 抗争和希望。

附录I

由于20世纪阿根廷的历史比较复杂，在此简单列出一些影响了Oesterheld人生的关键事件以供参考。

附录II

下面翻译了一篇英语的关于Héctor Oesterheld的介绍文章。 由于原文并未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写作，为方便阅读，译文调整了部分段落顺序。 而且由于阿根廷20世纪的历史非常复杂，原文难免会有一些时间记录错误，可参考附录I。 本文是我看过的对Héctor Oesterheld的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介绍最详尽的一篇文章， 由于国内很少有对Héctor Oesterheld的介绍，所以翻译成汉语留以纪念。 另外，因为我看不懂西语，所以本文中西语为机翻。由于Héctor Oesterheld是阿根廷一位重要的作家， 阿根廷有很多比本文还要详细的介绍文章，而且还有多本传记，不过我看不懂西语，非常期望以后会见到这些文章的翻译。

漫画界的殉道者：Héctor Oesterheld的生与死

本文翻译自: https://cartoonist.coop/journal/comics-own-martyr-hector-oesterhelds-life-and-death/

作者：CJ Standal，CJ Standal 多年来一直教授和评价漫画 （记录和收集在《画板之外：漫画、课堂和创意生活（Outside the Panels: Comics, the Classroom, and the Creative Life）》中）； 他还创作了自己的漫画，包括由 CJSP 出版的《黑帮的重生（Rebirth of the Gangster）》和由 Markosia 出版的《B.A.E. Wulf》。 他目前正在完成他的第一部虚构散文小说《描绘神话之地（Mapping Mythland）》。

从地球上消失了

1977

1977 年，阿根廷作家、著名的《永航员》创作者、 Montoneros游击队成员赫克托·赫尔曼·厄斯特黑尔德 (Héctor Germán Oesterheld) 失踪了。

他的家人再也没能见过他。他的读者再也没能享受过一场新的奇妙冒险。他的政治工作也未能完成。

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Oesterheld失踪了。Oesterheld一向敢于直言不讳提出批评， 并反对当时阿根廷军政府的统治，他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和行动付出了代价： 他于 1977 年被绑架，在1978年最后一次露面，据信他被军政府秘密处决了。

Oesterheld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自己的左派政治信仰而奋斗。 他通过他的冒险和科幻漫画来展现自己的左派理想和对反庇隆主义的政府的批评， 他最终全力以赴，创作了关于切·格瓦拉等真实政治人物的漫画。 与他激进化的创作相呼应的是他在政治活动上的行动，最明显的是他成为了Montoneros游击队的一员， Montoneros是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反对阿根廷军政府的左派游击队。 这一身份，加上他的漫画作品，导致他被捕并被处决，政府永远地压制了他的声音。 （译注：这里作者应该是有个小错误，Montoneros游击队的活跃时间是1970–1983年）

在《世界漫画百科全书（The World Encyclopedia of Comics）》中，漫画历史学家Maurice Horn写道： “漫画界有天才和江湖骗子，有贵族和谄媚者，偶尔也有英雄。但很少有殉道者，这或许使得Héctor Oesterheld在这一领域独树一帜。”

Oesterheld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一位真正的殉道者，正如Horn所说，这使他成为漫画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纵观漫画史，漫画创作者偶尔会将他们的故事用于政治目的，但很少有创作者真正为自己的信仰而战。为信仰而牺牲的创作者就更少了。

军政府确实成功阻止了Oesterheld在世时继续从事政治活动。但将他变成殉道者，他们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 他们为他的信息重新注入了生命力，使它永远被记录在阿根廷和漫画的历史中。即使死后，Oesterheld仍然有着政治影响力。

Oesterheld的早年生活和早期漫画作品

1919-1952

1919 年 7 月 23 日，Oesterheld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巴斯克人。 这样的父母使得Oesterheld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局外人，因为在20 世纪初的阿根廷，跨种族婚姻并不常见。 他的父母信奉左派理想，尤其崇尚多元化和包容性。这一点，加上他早年专注于地质学，对他后来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塑造了他的漫画中的政治倾向，而地质学背景则为他的科幻小说增添了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 这种现实主义色彩使得他的故事和政治信息在现实世界中也能生根发芽。

在开始创作漫画之前，Oesterheld专注于传统媒体：他是一家出版社的校对员。 最终，他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找到了一份为报纸《新闻界（La Prensa）》撰稿的工作， 并在该报的周日文学增刊中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故事《Truilia y Miltar》。 他甚至开始写新闻报道，但不久之后他就离开了《新闻界（La Prensa）》，部分原因是该报坚定的保守主义立场、 反对庇隆主义并支持英国在阿根廷的利益。Oesterheld成长于相对自由主义的环境中，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态度变得更加左倾，这使他与支持右翼和外国利益的报社产生了冲突——Oesterheld最初也信任过外国势力，但最终他放弃了这种观点。

当Oesterheld离开《新闻界（La Prensa）》时，他不仅仅逃离了这份与他的世界观相冲突的报纸， 他还转向了新的出版商“四月（Abril）”和一种新媒体——漫画。 1951 年，“四月（Abril）”的主编Césare Civita委托Oesterheld为杂志《电影院（Cinemisterio）》创作第一部漫画作品。 他的第一批漫画（《艾伦与疯狂（Alan and Crazy）》、《突击队领主（Lord Commando）》和《雷·基特（Ray Kitt）》） 是相对简单的冒险故事，并没有他后来作品中的政治色彩。也许是因为曾经为一家与他观念相反的报纸工作过， Oesterheld过于谨慎；也许是因为他想先熟悉一下漫画这种新媒体。不管是什么原因， 这并没有限制他太久——“四月（Abril）”很快就发表了他涉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故事。

1952 年，Oesterheld与漫画界传奇Hugo Pratt共同创作了《柯克中士（Sergeant Kirk）》， 这是一部西部史诗故事，刊登于 “四月（Abril）”的《Misterix》杂志上。 Oesterheld避免直接触及阿根廷政治，而是利用这个系列来展示一些普遍的政治信仰、针对美国过往历史的看法和社会正义。 该系列以美国士兵柯克中士的叛逃开始，他曾经协助美国军队屠杀印第安人。 从那时起，柯克中士一直致力于保护印第安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经常与美国政府发生冲突。 （译注：Oesterheld的最初构想是一部以殖民时期阿根廷为背景的漫画，但出版商认为这无利可图， 在Oesterheld了解过伤膝河大屠杀之后，漫画的背景被转移到美国西部）

确实，这与阿根廷当时的情况相去甚远，但这与他后来承担的使命相差无几： 保护受压迫的人民免受军政府的权力滥用。Oesterheld此时还没有经历过军政府及其权力滥用， 但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目睹了其他滥用政治和军事权力的行为。 虽然这些权力滥用行为没法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阿根廷军政府造成的死亡和破坏程度相比， 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阿根廷的丑闻无疑导致Oesterheld不信任保守派政府和军队。 在20世纪上半叶，虽然新的军事运动的兴起将阿根廷笼罩在了阴影之中，但阿根廷爆发社会运动试图远离权力滥用， 这样的运动给Oesterheld带来了勇气，他开始表达自己最初形成的政治信仰， 这些政治信仰是他在阿根廷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动荡时期形成的。

阿根廷的动荡时期

1930-1946

20世纪30年代是Oesterheld成长时期的一部分，这个时代在阿根廷被称为“臭名昭著的十年”。 在此期间，阿根廷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丑闻。其中最重要的丑闻之一是军事政变， 而Oesterheld在余生中要多次面对军事政变。1930年，何塞·费利克斯·贝尼托·乌里布鲁（José Félix Benito Uriburu） 在英国利益集团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从民选政治家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手中窃取了总统职位。 伊里戈延在不久后便去世。

乌里布鲁只在1930年至1931年间短暂维持了他的独裁统治。乌里布鲁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领导政变并窃取总统职位， 但他并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建立和维持政治联盟以维持自己的权力。

阿古斯丁·佩德罗·胡斯托 (Agustín Pedro Justo)在此时登上了政治舞台，他曾参与军事政变， 并且自1915年以来一直担任公职。胡斯托参加了1931年的总统选举；他通过欺诈获胜，这对阿根廷和Oesterheld来说又是一次打击。 这一欺诈行为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揭露，使得胡斯托能够在1932年至1938年期间一直担任总统。 不过，在欺诈行为被揭露之前，他就已经让Oesterheld和其他阿根廷人有众多理由来反对他的政策，更不要提他的腐败问题了。

仿佛这场政治动乱还不足以震撼阿根廷人民，与此同时，胡斯托及其政党引发的大规模经济丑闻也震撼了整个国家。 为了回报英国的支持，胡斯托与英国签署了《罗卡-朗西曼条约（Roca-Runciman treaty）》。 经过一些外交努力，该条约确保了阿根廷向英国提供新鲜肉类。该条约的早期版本原本打算削减出口到英国的牛肉数量， 但条约经过修订，阿根廷对英国的牛肉出口数量上限有所提高，以换取英国对阿根廷交通运输行业的关键投资， 比如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公共交通控制权交给一家英国公司。阿根廷人很快就对这一条约表示担忧， 部分原因是英国留给阿根廷的肉类配额低于英国给予英国自治领的肉类配额，考虑到阿根廷给予英国的诸多让步， 这似乎是一份不平衡的条约。甚至阿根廷副总统罗卡（Roca）在谈到该条约时也表示，由于该条约的存在， “阿根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庞大的英国自治领”。 由于阿根廷人对该条约的顾虑，胡斯托宣布废除该条约。

尽管这种情况显示出外国对阿根廷政治和商业的影响过大，但这臭名昭著的十年的大部分时间的特征实际上都是试图替代进口产品， 这种立场鼓励了通常需要进口的国内商品的增长。然而，政府并不希望完全增长——只是增长到足以减少对外国商品的依赖。 国家监管委员会（Juntas Reguladores Nacionales）就是为此目的而成立的：该机构监管国内商品的生产和定价。 该机构采取的一项措施是销毁成堆的玉米以避免生产过剩（并保持价格上涨）；尽管大量阿根廷人在当时面临饥饿问题， 但该机构还是这样做了。其他商品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例如，每年有三千万比索用于销毁葡萄酒产品。

国家监管委员会及其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中央银行 (BCRA) 政策的支持，而中央银行则由英格兰银行提供建议。 阿根廷公民对很多政策不满，甚至进行了反击，这导致胡斯托部署军队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Oesterheld所在的阿根廷， 使用军事力量推行不正当或腐败的政策似乎从未消失过。外国和商业势力腐蚀政策，军队利用强权执行这些腐败政策的趋势， 胡斯托的继任者依旧将这些问题延续下去。

胡斯托的总统职位被另一位通过欺诈手段当选的政客罗伯托·马塞利诺·奥尔蒂斯（Roberto Marcelino Ortiz）所取代， 后者于1938年至1943年担任总统。奥尔蒂斯得到了英国商会的支持。这种来自外国势力的外部影响在阿根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这任政府的腐败更为明显，这或许可以解释Oesterheld态度的转变，他起初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外国势力表示过同情， 但这种同情最终转变为不信任。1943年，随着健康状况恶化，奥尔蒂斯辞去了总统职位， 由他的副总统拉蒙·卡斯蒂略（Ramón Castillo）接任（奥尔蒂斯在一个月后去世）。

卡斯蒂略并没有打算长期担任总统——他很快就开始支持罗布斯蒂亚诺·帕特隆·科斯塔斯（Robustiano Patrón Costas）担任总统， 罗布斯蒂亚诺·帕特隆·科斯塔斯是参议院副议长，也是一名糖业企业家，他曾支持过卡斯蒂略的早期竞选。 卡斯蒂略的竞争对手是民主联盟（the Democratic Union coalition）的候选人， 该联盟由民主进步党（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激进公民联盟（the Radical Civic Union）、 社会主义党和共产主义党组成。

一位同腐败的政府和工业界有联系的保守派政客对决一位与极左派有联系的政客，这场较量为阿根廷的另一场革命性的军事运动奠定了基础。1943 年，军队中一个名为联合军官集团 （GOU, Grupo de Oficiales Unidos）的民族主义派系发动了另一场军事政变。 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新政府，能够避免过去十年腐败并免受来自民主联盟的左翼思想诱惑。 作为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支持者，他们还提倡孤立主义，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来获取权力，这在对手心中种下了反抗的种子。 这颗种子在 1946 年首次发芽（最初是和平的：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们的左翼竞争对手将以暴制暴）。 1946 年，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的当选——一场合法选举——结束了这场政变。

但庇隆的当选并没有结束阿根廷的政治动乱。政变在阿根廷依旧经常发生，最终一场政变导致Oesterheld及其家人失踪和死亡。

冉冉升起的新星和第一版《永航员》

1951-1959

当Oesterheld在漫画界站稳脚跟时，他也开始组建自己的家庭，他的家人后来同他一起被判为政治犯。 1951年，Oesterheld与艾尔莎（Elsa）结婚。他们的女儿在20世纪50年代的剩余时间里相继出生： 埃斯特拉（Estela）出生于1952年，戴安娜（Diana）出生于1953年，比阿特丽斯（Beatriz）出生于1955年， 玛丽娜（Marina）出生于1957年。

在玛丽娜出生前后，他和弟弟豪尔赫（Jorge）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边疆出版社（Editorial Frontera）。 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他想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名气，拥有自己的资产，保留创作自由，表达他想对世界和阿根廷说的话。 “我的故事试图以我们自己的方式、阿根廷的方式表达一些东西，” Oesterheld写道。 “既不是 [雷] 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的方式，也不是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方式， 也不是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方式，也不是任何其他伟大的科幻大师的方式。就是：我们自己的方式。” 边疆出版社（Editorial Frontera）会为Oesterheld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传达阿根廷的话语。

边疆出版社（Editorial Frontera）出版多种格式的漫画杂志， 就像市场上的其他漫画杂志一样。他们出版了一本周刊《零时周刊（Hora Cero Semanal）》， 还出版了两本月刊《零时月刊（Hora Cero Mensual》》和《边疆月刊（Frontera Mensual）》。

Oesterheld为边疆（Frontera）中的故事写了大部分剧本，大约80%，其余部分由他的兄弟撰写； 他们用假名署名，使边疆（Frontera）背后看起来有一个更大的智囊团。在边疆（Frontera）， Oesterheld可以自由地表达更多政治观点。早期由他的老搭档普拉特（Pratt）绘制插图的一位漫画人物， 战地记者厄尼·派克（Ernie Pike）身上就体现了Oesterheld的反战观点。 但《永航员》将是Oesterheld在边疆（Frontera）上创作的最宏大的政治作品。

1957年，他开始为零时周刊（Hora Cero Semanal）创作《永航员》，并在1957年至1959年间以周刊形式出版了106集； 在60年代和70年代后续版本在其他出版物中出版。该漫画由Francisco Solano López绘图，讲述了胡安·萨尔沃的故事， 他不仅要应对灾难和外星人入侵，还要在回到过去的旅程中生存下来。《永航员》的第一个版本更加乐观， 可能是因为它的写作年代更接近庇隆执政时期，这是Oesterheld一生中阿根廷为数不多的合法选举之一。 它还试图缓解冷战敌意——因为他支持左翼和社会主义事业——并且将普通人视为英雄，表明需要关注的是民主相关的问题与政策， 而不是军事统治。

通过将科幻故事与正确的政治信息结合起来，Oesterheld为这个故事和漫画这种媒介在阿根廷及全世界范围内赋予了更大的深度和分量。 “Oesterheld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阿根廷漫画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爱荷华大学教授安娜·梅里诺 (Ana Merino)于2001年在《国际漫画艺术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ic Art）》上写道。 “他不知不觉地在奇幻文学和漫画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表明漫画可以像文学一样强烈，反过来，它可以提供其他的美学可能性。” 如果Oesterheld没有成为烈士，他肯定会被人们深情铭记为漫画演变过程中的关键创作者。

尽管第一部《永航员》比后来的版本更加乐观，但这一版本仍然有些讽刺意味， 因为它与解放革命（Revolucion Libertadora）相呼应，这场革命推翻了庇隆政府，建立了更多的军事统治。 这又导致专制政权愈演愈烈，导致越来越多的失踪和死亡。

解放革命和庇隆总统任期的结束

1955-1963

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庇隆总统执政期间军队曾保持相对平静，但军队在另一次政变中重新掌权。 1955年9月15日，解放革命 (Revolución Libertadora) 政变结束了庇隆的第二届总统任期； 在这次政变中掌权的军队比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的军队更有权力，并且权力显现了扩大的趋势， 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Oesterheld被俘并被杀害时达到顶峰。

然而，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的政变之间，Oesterheld和阿根廷在1946年当选的庇隆领导下经历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政府。 1949年，庇隆发起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引入了许多工人权利，这与之前腐败政权下强迫工人扔掉货物（以及利润）的政府相去甚远。

然而，庇隆政府并非没有腐败和丑闻；毕竟这是20世纪的阿根廷。引入这些工人权利的宪法修正案也为总统连任创造了途径， 这使得庇隆于1951年成功连任。庇隆政府仍然存在经济问题和小丑闻，并使用了一些原本军政府应对反对者的策略来对付庇隆的批评者。 但与军政府不同，庇隆没有杀害反对者，只是骚扰他们，有时会强迫他们流亡。

到1955年，庇隆已经失去了天主教会和军队的支持。军方与其他政治党派成员，甚至是和激进党和社会主义党等最左翼的团体的成员密谋， 共同发动了政变。他们首先于1955年6月16日轰炸了五月广场（Plaza de Mayo），然后极端庇隆主义团体袭击并烧毁了教堂作为报复。 阿根廷政治中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尤其是随着左翼活动家的崛起，左翼活动家为响应军方而采取自己的暴力行动，直到暂时休战。

这场休战很快就被终止，同年9月16日，德达多·洛纳迪将军（General Deudardo Lonardi）和其他军人领导了一场新的成功起义。 他们罢免了庇隆（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已辞职），庇隆流亡巴拉圭，随后又流亡西班牙。洛纳迪就任总统后发表讲话称， 他们的政府“既不为胜利者，也不为失败者”服务。这种情绪激怒了强硬的反庇隆主义者， 但洛纳迪的行为也激怒了庇隆主义者：在阿根廷，禁止提及庇隆或他已故的妻子伊娃（Evita）， 只有在不提及庇隆的指导力量的情况下，才允许战败者参与政府活动。

边疆出版社（Editorial Frontera）的衰落和切·格瓦拉

1959-1973

部分原因是庇隆总统任期内的经济不稳定，Oesterheld兄弟的边疆（Frontera）出版社于1959年开始衰落。 然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其最优秀的漫画家开始为外国工作（有时在此过程中离开阿根廷），因为外国出版商提供的报酬更高。 债务不断增加，Oesterheld开始为外部出版商工作，试图找到资金让边疆（Frontera）维持下去。 不过，不可避免的事情终归还是发生了，只是推迟了发生的时间，1961年，他把自己的作品卖给了竞争对手四月（Abril）出版社， 并关闭了边疆（Frontera）出版社。 （译注：文章在这里有个错误，边疆出版社在1956年诞生时，庇隆已经下台，不过当时阿根廷确实面临一系列经济问题）

Oesterheld再次开始为其他出版商工作，而边疆（Frontera）则很快从他的视野中消失。

尽管Oesterheld对这次挫折感到沮丧，但他仍然保持乐观的态度：他继续前进， 并在第二次为其他出版商工作的阶段创作了一些他最著名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是《Mort Cinder》 （由Alberto Breccia为四月出版社的杂志《Misterix》绘制），这一系列作品充满了超自然元素和对过去的欣赏： 主角是一位古董商，他遇到了一个“男人”，这个 “男人”每次被杀后都会死而复生。

由于惧怕军事统治力量，Oesterheld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继续着这种方式创作—— 专注于娱乐而非社会和政治评论。但最终，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又一次政变，拥护庇隆主义的总统被推翻， Oesterheld对其生活和工作中的政治反省更加深入。 1968年，他与Alberto Breccia和Enrique Breccia合作创作了切·格瓦拉的传记。 Oesterheld希望通过将切·格瓦拉作为榜样来激励更多的阿根廷人和南美人追随马克思的教导并与政府作斗争。 他的编辑豪尔赫·阿尔瓦雷斯（Jorge Álvarez）想要简单地记录拉丁美洲伟人的人生，从切·格瓦拉开始，之后还会讲述其他人的人生。

Oesterheld和阿尔瓦雷斯的梦想都没能实现。完全反对切·格瓦拉的政府，下令停止发行这本书， 然后没收并销毁了这本书的印刷底版。这本书印刷得很少，购买量就更少了。 阿尔瓦雷斯的梦想也受挫了：由于受到反对，他没有收回投资，并且他的拉丁美洲伟人系列再也没有出版过第二期。

Oesterheld因切·格瓦拉而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后果。1970年，他后来出版的一本关于伊娃·庇隆的传记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 1973年，他出版了《450年的反帝国主义战争（450 años de guerra contra el imperialismo）》； 虽然这本书没有像切·格瓦拉和伊娃的传记那样那样受到严格审查，但仍然受到了政府的监督和限制。

这本切·格瓦拉传记的最大、最致命的后果在Oesterheld去世后才被揭晓。 意大利记者阿尔贝托·昂加罗（Alberto Ongaro）向阿根廷政府询问Oesterheld的失踪事件。 一位发言人回信说：“我们之所以除掉他[Oesterheld]，是因为他写出了有史以来最美丽的切·格瓦拉故事。” 一如既往，Oesterheld是一位真正的漫画大师——如果他没有将自己的才华用于创作强有力的政治漫画，他可能可以从军政府手中幸存下来。 但如果他沉默了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发展成为一股足以令人永久沉默的艺术力量，那么他只会成为一个不那么有趣和重要的漫画家。

庇隆主义的回归，又一次政变以及庇隆的回归

1963-1973

在边疆（Frontera）倒闭后，Oesterheld重返其他出版商，此时阿根廷继续经历更多政治动荡。 庇隆卸任总统后，他的继任者努力压制庇隆主义者，尽管其中一位庇隆主义者在1963年当选总统。

1966年又一件熟悉的事件发生了：政变。军方和其他团体从他们的庇隆主义敌人手中夺回了国家。 和以往的政变一样，他们以轰炸和暴力开始了他们的行动——这些策略迫使左翼活动家通过组建游击队进行报复， 比如Oesterheld和他的女儿们加入的Montoneros游击队。阿根廷人并不是这场政治斗争的唯一受害者。 这一次，左翼活动家们希望通过暗杀军事人员来颠覆军政府。

Montoneros和其他左翼游击组织，如人民革命军 (PRA)，也试图以一种能够资助他们斗争的方式， 吸引全世界对这场斗争的关注。遭到绑架的人员中包括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的美国高管， 绑架目的是为他们的政变筹集资金，其中一次绑架所获赎金达到创纪录的六千万美元。 这种方法也被用于1970年代发生的其他军事政变；1974年，PRA绑架了一名埃克森美孚高管，索要1420万美元的赎金。

这种做法取得了一些成功，因为1973年，庇隆再次当选总统， 这或许是由于左翼激进主义和暴力活动引起了人们对1966年至1973年非法政府统治的关注。 不过，这对Oesterheld和阿根廷来说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喘息机会：庇隆的第三任妻子伊莎贝尔·庇隆将在他1974年去世后成为总统。 伊莎贝尔短暂的任期结束后不久又爆发了另一场政变，杀死Oesterheld的军政府上台了。

Oesterheld、Montoneros游击队和第二版永航员

1963-1973

为了应对20世纪60年代的暴力和政治动荡，Oesterheld在生活和艺术上都更加关注政治。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加入了Montoneros游击队， 先是作为新闻委员会的成员，后来可能成为该组织更激进的分支机构的成员，那些负责绑架、暗杀和爆炸的分支机构。 这些行动（或者一些可能的行动）将他的性命置于险境，因此他被迫躲藏起来。尽管如此，Oesterheld还是想在他的漫画中继续反对军政府， 所以他在躲藏期间写作，让其他人秘密将他的剧本交给出版商和艺术家。 （译注：这里作者有个错误，Oesterheld是在1974年加入的Montoneros游击队， Oesterheld被迫躲藏起来是加入游击队之后的事情。 不过Oesterheld在60年代末的作品确实变得更加关注政治。）

根据这种安排，Oesterheld又回归了他最著名的作品：《永航员》。这部科幻小说可以更隐蔽地表达他的政治观点， 而不会像《切·格瓦拉》等更直言不讳的作品，还需要冒着被审查的风险。1969 年，他推出了《永航员》的第二版， 主要由同事Alberto Breccia绘制（第一版《永航员》由Francisco Solano Lopez绘制）。 主角和其他角色，包括入侵者和世界的其他部分都经历了重新设计。 在这个新版本中，Oesterheld采取了一种毫不妥协的态度。

第二个版本中一个较大的变化是，主角们与之战斗的外星生物并不是入侵的罪魁祸首。 相反，他们只是听从统治者命令的战俘士兵，统治者并未现身，被称之为“他们”； 这些统治者是对掌管军政府的军事高层们的一个隐喻。就像Oesterheld所处的真实的阿根廷一样， 《永航员》中的阿根廷也面临着被统治者洗脑的敌人。在漫画中，统治者拥有一种可以让人类自相残杀的装置： “它能改变思想，改变你的大脑结构，让你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一模一样”，一名外星战俘士兵说道。 而故事中主角的回答与Oesterheld自己的想法如出一辙： “我刚才的希望破灭了。我们将成为……叛徒。我们人类的犹大”。在这样的场景中， Oesterheld描绘了他对国家和未来的悲观看法。 （译注：这里本文作者有一个错误，第一版和第二版《永航员》的外星人设定类似， 对阿根廷未来的悲观看法是《永航员》从第一版开始一直延续下去的主题之一。 下段中提到的南美洲孤军奋战确实是第二版作出的改变，这也反映出Oesterheld在第一版《永航员》发表之后对外国势力态度的改变： 从原本的信任到抵制）

如果阿根廷的现状如此糟糕，Oesterheld等人肯定会问：为什么世界其他国家不伸出援手？ Oesterheld在第二版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与第一版相比，这次他对国际社会的批判性更强。 如果Oesterheld最初写的是身为南美洲公民和世界公民的“我们”与外星入侵者“他们”作战， 第二版有两个“他们”——外星入侵者和南美洲以外的世界。在漫画中，为了强调这种改变， 广播公告宣称“超级大国的背叛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将南美洲交给入侵者以求自保。”

现在，唯一的“我们”是南美洲人民，广播中呼吁道：“我们还是会战斗。无论我们多么孤军奋战， 无论第一轮打击多么可怕，我们还是会战斗。” Oesterheld在故事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当时他让一个角色告诉主角胡安：

我们就像与欧洲人作战的印加人或阿兹特克人一样…… 事实上，大国总是束缚着我们……过去，侵略者是剥削我们的国家和大财团……他们致命武器曾是苦难、 落后和我们自己被外部操纵的小小自私……胡安，我们被侵略是自己的错。我们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我们软弱、 懒惰……胡安，我们早就应该保卫自己，曾经还来得及。我们应该憎恨那些削弱我们，将我们交给敌人的东西。

在第二版中，Oesterheld将矛头指向了所有人。 他指责全世界，但他也责怪自己的同胞们没有防御入侵阿根廷及其政治领域的侵略者—— 这一信念反映了他自己的激进主义和对暴力的Montoneros游击队的忠诚。 当然，他也忍不住要对敌人进行最后的抨击，那些与腐败的欧洲类似的军政府。

读者和政府都注意到了书中政治信息的增加。更保守的读者抗议第二版《永航员》， 使得第二版在完结之前就被取消了。当然，军政府不会采取这种和平的方式。 在斯图加特（Stuttgart）举办《永航员》展览的联合策划人安娜·肯珀 (Anna Kemper) 预测了Oesterheld更具对抗性的方式所带来的后果，并谈到了他加入Montoneros游击队而不仅仅是在艺术中推广政治观点的原因： “写出这样一个故事的人在那种情况下不能只是保持被动。他被政治化了，必须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即使很明显， 他这样做是在冒着生命风险。”

肮脏战争，失踪事件和第三版《永航员》

1976-1981

20世纪70年代初，很多问题在阿根廷卷土重来：严重的两极分化、滥用权力和暴力。 然而，暴力事件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Montoneros游击队等左翼团体竭尽全力与军政府日益残酷的作风相抗衡。 此时，Montoneros游击队杀害、绑架和勒索美国高管（以及杀害阿根廷人）的行为达到了顶峰。 军方的保守派成员对此并不高兴，尤其是在庇隆总统任期内，这种活动仍在继续并未终止。

1976年，军方发动了另一场成功的政变，由《国家重组进程（Proceso de Reconstrucción Naciona）》促成， 该法律赋予军方不可推翻的权力，可以法外处决任何反对其意识形态的人，从而使他们的杀戮行动升级到了种族灭绝级别。 这引发了肮脏战争，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83年，导致（保守估计）14,000人丧生。

1975 年，也就是政变前夕，Oesterheld准备了《永航员》的第三版， 也是最后一版（第三版《永航员》是第一版的续集，所以在下文中有时被称作“第二部分”）。 与第二版一样，他在躲藏期间撰写了剧本，并将剧本秘密交给了第一版《永航员》的画家： 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兹(Francisco Solano López)。 第三版的剧本甚至比第二版更具政治性，推动对压迫者——军政府——的无限制暴力反抗。 （译注：前面提到过这一错误，写作第二版《永航员》时Oesterheld并没有躲藏起来。）

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兹 (Francisco Solano López) 后来反思了这一强烈的政治信息，一个他并不认同的政治信息：

我的第二部分（即第三版）的所有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我对此表示抗议，因为他的内容过于激进和颠覆性。 我对军队及其体制并没有同情心，但对Montoneros游击队的讯息也没有同情心。这不合我的口味。而且角色也被扭曲了。 我并不能感同身受。我不愿意这么做，因为如果按照剧本来，那么角色的动作、言语和举止均不符合人设。

洛佩兹(López)对续集和角色的审美变化的批评是否正确值得商榷，但他对违反政府内容要求的担忧是无可争议的。 在连载中途，Oesterhed被捕了。漫画继续使用他预先准备的积压剧本，也许他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才提前做了准备。

Oesterheld最后对《永航员》及其主角的一些评论揭示了他创作第三版的意图。这些意图可能扭曲了主角的本性，并最终导致政府的报复。 Oesterheld说他讨厌孤胆英雄，并且“只有集体斗争才有意义”。通过让主角胡安更加依赖他的同胞， Oesterheld更直接地传达了Montoneros游击队的态度，即使这让洛佩兹和其他人无法认出这个角色。

Oesterheld坚定地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说：“《永航员》中真正的英雄是集体英雄，一个人类群体的英雄。” Oesterheld进一步解释道：“尽管并非刻意追求，但它的确反映了我心底的想法: 唯一的英雄是“群体”英雄，而不是——从来都不是——个人英雄、孤身英雄。”考虑到他的政治信仰以及同Montoneros游击队的联系， 值得怀疑的是，Oesterheld是否无意识地或事先没有意图地这样做了。但最终，意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影响： 集体主义的理想被更广泛地传播，但这导致Oesterheld被处决。

家庭变故

1977

在Oesterheld于1977年失踪之前，他的家人就开始为他们共同的政治观点付出代价。 因为加入Montoneros游击队、反对政治腐败和军队滥用权力的不仅仅是Oesterheld一人。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相信这一事业， 她们也参与了他的部分行动和冒险。在宣布制作网飞的剧集《永航员》时，网飞重点讲述了他的家人如何为他的事业尽心尽力。 该剧集的联合编剧艾丽西亚·贝尔特拉米（Alicia Beltrami）说：“Héctor Oesterheld是一个致力于观察世界的人， 他把他的观念传递给了他的女儿，他与她们分享了他的激进观念和变革梦想。对他和他的家人来说，世界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Oesterheld的家人很快就实现了这些激进派理想并加入了Montoneros游击队。

1977 年，在Oesterheld被绑架之前，他的女儿们在拉普拉塔（La Plata）被阿根廷武装部队逮捕。 她们都很年轻：埃斯特拉（Estela）25岁，戴安娜（Diana）21岁，比阿特丽斯（Beatriz）19岁，玛丽娜（Marina）18岁。 她们的丈夫也一同被捕。两个女儿怀孕了，但这并没有阻止政府逮捕她们。

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她们，除了比阿特丽斯（Beatriz），她的尸体后来被找到了。

在女儿失踪后的几年里，Oesterheld的妻子艾尔莎·桑切斯（Elsa Sánchez）批评了Oesterheld传给女儿的激进态度和行为。 虽然她仍然相信左翼事业，但她开始质疑Oesterheld和他的女儿后来使用的方法。

虽然人们对Oesterheld和他的女儿为Montoneros游击队具体做了什么知之甚少——因为Montoneros游击队没有记录或宣传个人行为， 而是倾向于将行动归功于他们的运动整体——但Oesterheld和他的女儿可能实施了一些暴力行为并参与了其他非法行为 （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当然由当时杀人如麻的政府决定，而阿根廷后来将当时的政府列为种族灭绝政权）。 尽管如此，即使没有参与这些行为，Oesterheld对政权的直言不讳的反抗也可能导致他们后来被捕及被处决。

那么当时的他们都可能有哪些行动？针对政敌，Montoneros游击队会用绑架和暗杀的手段来攻击他们。他们会用绑架所得的赎金来作为资金， 进一步支持他们与这个压迫政权的斗争。他们资金的另一个来源是银行抢劫，这也可能导致暴力和伤亡。

当然，他们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获得支持他们的事业的资金。 Montoneros游击队还采取了其他破坏性行动来惩罚他们的政敌和那些支持他们敌人的企业。 1971年11月，他们支持激进的汽车工人，这些工人为抗议政权对他们的生活和生意的控制， 占领了凯瑟罗斯（Caeseroes）的一家汽车制造厂，将燃料浇在38辆汽车上并纵火焚烧。

有时，Montoneros游击队只是煽动暴力行为来制造恐怖并破坏军政府的统治， 这是许多反抗不公正政权的团体经常使用的策略。他们会在平民聚集的地方而不是政敌聚集的地方安放炸弹。 酒店、公共广场和其他公共场所都无法免受Montoneros游击队的暴力袭击，在与暴力政权进行斗争的地方，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

由于这些策略，Sánchez发表了以下声明，表明她对自己家人参与Montoneros游击队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婚后的最初几年，我感觉我们过得很幸福、很充实，但我预感到我们即将遭遇可怕的事情。首先，我们的家人分开了。 后来，我的四个女儿也成了Montoneros游击队的激进分子。再后来，又发生了失踪事件。我不接受武装斗争。我们曾经非常幸福。 难以置信这样一位拥护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作家竟然会支持如此暴力的事情，并将自己的女儿置于危险之中。

没有记录表明她在她的家人在Montoneros游击队期间持有这些观点，所以有可能她当时支持他们的行为，只是在看到代价之后不再支持他们。

虽然Sánchez将女儿的命运归咎于Oesterheld，但事实可能更加复杂，尤其是因为暴力通常被视为（年轻人和其他年龄段的人） 推翻野蛮政权的唯一途径。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女儿已经成年，能够自己做决定。 网飞剧集的联合编剧艾丽西亚·贝尔特拉米（Alicia Beltrami）说：“Oesterheld和他女儿们的激进态度是通过一种辩证的联系形成的。 不能说父亲影响了他的女儿，也不能说女儿定义了父亲。一切都是在他们一家在贝卡尔（Béccar）的房子里的对话和共同经历中被逐渐构建起来的。” 事实可能介于Beltrami和Sánchez的观点之间；毫无疑问， Oesterheld在女儿们处于易受影响的年龄时影响了她们，但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他，剥夺了她们自己的选择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Sánchez从未放弃她与丈夫共同持有的左派理想，只不过她选择了不那么激进的版本。 自从Oesterheld失踪和死亡以来，她参与了许多事业，参加了“五月广场母亲”运动，参与了抗议活动， 并成为运动的发言人，该运动呼吁失踪儿童被送回到他们的亲生家庭。 （译注：“五月广场母亲”是第一个组织起来反对当时阿根廷政权侵犯人权行为的大型团体。 自1977年起，在“肮脏战争”中丧失儿女的母亲们每星期四下午，都会在阿根廷总统府前的五月广场公开抗议， 她们戴着白色头巾，象征着她们失去孩子的尿布，上面绣着她们孩子的名字和出生日期， 以及她们的主要诉求：活着回来“Aparición con Vida”）

Sánchez在谈到失踪的孙辈时说：“我们认为他们还活着，因为一般来说，他们并不杀婴儿。”

对她来说，这个事业有着深刻的个人意义，她一直为之奋斗，直到 2015 年去世。 这个事业之所以如此个人化，是因为该组织试图让孩子与他们的亲生家庭团聚， 这些孩子可能与她自己的孙子孙女类似：在他们的母亲被逮捕时，他们还未出生。在许多情况下， 如果一名妇女在被捕时怀孕，她的孩子并不会被送回家人身边，而成为国家的监管对象，接受洗脑。让他们摆脱父母的革命理想。

然而，在Oesterheld将自己的理想传递给他的女儿们之前，他只是试图将政治和社会信息融入到他的艺术作品中。 如前所述，他开始犹豫不决地，更加微妙地传递政治信息。 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之后，他的艺术变得更加政治化，他最受欢迎的系列作品第一版《永航员》，便是他改变的例证。

Oesterheld被监禁，等待处决

1977-1978

尽管Oesterheld在被绑架后会被处决，但他在监狱中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幸存的狱友描述道，虽然身陷囹圄，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仍试图保持人性和一些欢乐。 例如，阿根廷记者雅各布·蒂默曼(Jacobo Timmerman)描述说，他看到Oesterheld在他对面的监狱里，他看起来衣冠不整，一脸沮丧。

另一名囚犯、心理学家爱德华多·阿里亚斯 (Eduardo Arias)在El Vesubio秘密拘留中心(囚犯们讽刺地称其为“喜来登”) 见到了Oesterheld。阿里亚斯回忆了他与Oesterheld在狱中度过的时光：

[Oesterheld]的状况很糟糕……我对Héctor最难忘的回忆之一是1977年圣诞夜。狱警允许我们脱下头罩抽烟。 他们允许我们五个人聊几分钟。然后Héctor说，因为他是所有囚犯中年龄最大的，所以他想逐一问候大家。 我永远不会忘记最后一次握手。这些事情发生时，Héctor已经60岁了。他的身体状况非常非常糟糕。

即使在绝望之中，Oesterheld仍在尽力坚持他的最高理想； Oesterheld相信军政府一定可以夺走他的物质享受，但他们无法夺走他从他的信仰和信仰所激发的行动中获得的安慰。

当然，这种决心有时会动摇，部分原因是他在被处决前遭受的心理折磨。 他们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告诉他事关他被俘女儿和未出生孙子的命运的新的、可怕的细节。

尽管如此，Oesterheld还是努力关注美好的事物，充分利用自己的处境。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幸存者说， 他们在El Vesubio秘密拘留中心被拘留的三个月期间见过他。这位目击者说，奥斯特赫尔德“身体状况不佳。 他呼吸困难，总是穿着长外套。他给我们画画，给我们讲故事， 努力让我们在那个地狱里过得没那么糟糕。”直到去世，Oesterheld都继续生活，继续战斗。 这种动力往往围绕着他最大的希望：拯救他未出生的孙子孙女的生命，让他们与监狱外的家人团聚。

夺走一切

1977

关于他失踪日期的说法不一，但普遍认为Oesterheld是在 1977 年下半年被带走的。 在前往最后的监狱和安息之地的途中，他经过了许多地方：他被转移到Campo de Mayo的秘密拘留中心， 然后被转移到Villa Insuperable警察局，然后被秘密转移到另一个未知地点。

1977 年圣诞节前夕，一名幸存下来的狱友最后一次见到他活着。据信他于1978年被杀害，政权永远切断了他与支持者和家人的联系。 “我的生活曾经很美好，我们都曾很亲密，” Héctor的遗孀Elsa Sánchez de Oesterheld在 2012 年和《华盛顿邮报》说道。“然后他们夺走了一切，全部。”

Oesterheld孙辈的命运

1977-1978

士兵们继续无情地嘲讽Oesterheld的女儿和未出生的孙辈。 然而，其他那些同情Oesterheld并喜欢他的漫画的士兵，安排释放了他在监狱中出生的一个孙子。 这个孙子费尔南多（Fernando）与艾尔莎(Elsa)和Oesterheld家族的其他成员团聚。 另一个孙子马丁(Martín)最终被释放到艾尔莎的监护下，源于她与“五月广场母亲”一起完成的工作。

像这样的时刻（军政府统治前、统治中和统治后）值得我们停下来思考片刻。 Oesterheld的生活以及他家人的生活都充满了黑暗和政治压迫。尽管如此，这个家庭也曾有过幸福的时刻。 《Oesterheld家族（Los Oesterheld）》的合著者泰拉姆·艾丽西亚·贝尔特拉米（Telam Alicia Beltrami）强调， 这样的时刻值得铭记：“尽管发生了悲剧，但这个家庭中也有一些事件，充满了生机和温情。”

结尾

1978 年及以后

Oesterheld只是“肮脏战争“中数千名失踪和遇害者之一。Oesterheld的死刑日期不详，但普遍认为是在1978年初。 政府从未证实或否认他的失踪和被处决。虽然这有助于使他的死亡更加隐秘，但没有人怀疑政府在他的死亡中所扮演的角色。

他的失踪比这场“肮脏战争“中大多数受害者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这既唤起了人们对他的殉难和他所传递的信息的赞赏，也引发了人们对那些死后没有得到广泛哀悼的受害者的悲伤。

“肮脏战争“于1983年结束，部分原因是阿根廷在一场与外国的战争上投入太多（1982 年阿根廷与英国爆发马岛战争）。 为了应对这场战争失败和其他问题带来的不满，军政府开始解除对政党和自由的禁令。军政府一直执政到 1983 年底，让位于一个民选的合法政府。

到 21 世纪，军政府的大量主要军事犯将因其罪行而被追究责任。 一些罪犯在1989年和1990年被当时的总统Carlos Menem赦免 （他同时释放了被监禁的Montoneros游击队领导人，他声称此举是为了实现和解）。 这些赦免在2003年被撤销，导致其中一些罪犯被重新判刑， 包括因年事已高而在家中服刑的前将军Jorge Videla和前海军上将Emilio Massera。 到2013年5月，Menem发布赦免令后被暂停的审判继续进行下去，超过2,000人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 Oesterheld和其他受害者的家人终于等到了一些正义和了结的宽慰。

21世纪，Oesterheld的漫画作品得到了公允的平均，被公认为杰作，Oesterheld的出版物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流行起来。 2000年，《号角报（Clarín）》将《永航员》列为阿根廷经典漫画第25名。Fantagraphics出版社在美国出版了《永航员》的第一版和第二版， 向更广泛的受众介绍了他的作品。 Oesterheld和他的作品也以其他方式传播开来——他被记录在国际上的文章和纪录片中，传记出版也呈现繁荣，包括他的遗孀起草的传记。

Oesterheld已被捕并被处决，但他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对于Oesterheld来说，没有比这更适合的遗产了，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是一位政治艺术家。 他的狱友说，Oesterheld的牢房里散落着一些纸片：新故事的剧本。这些纸片从未被找到，但它们构成了Oesterheld在牢房里留下的最后形象， 他弯腰看着纸片，眉头紧锁，铅笔在手中挥舞，他是一名为更好的艺术和更好的世界而战的战士，直到最后一刻。